谈谈三省六部制和三权分立之间有什么差异与不同？一字之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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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08-1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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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看到有小伙伴把古代中国的三省六部制拿来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做比较，还有拿明朝的内阁制度和西方世界的议会制度来做比较。认为这些措施都有力的削弱了古代皇权的专制力度，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正确。

　　两者之间看似相同，但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这从“三省六部制”和“三权分立”设立的初衷和目的来看就是背道而驰的两种制度，譬如“三省六部”的设立是为了分割相权，加强中央集权（或不如说加强君权），而“三权分立”是为了防止独裁者的诞生，因此将权力分割。

　　所以两种制度之间只有一字之差，无论是三省六部制还是内阁制度，这些都并不是为了削弱皇权，恰恰都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而西方的议会和三权分立则是为了削弱皇权，所以它是分权，一个体现为集权，一个表现为分权。

　　仅仅一字之差，却是两种背道而驰的制度，那么“三省六部制”和“三权分立”究竟有什么差异呢？让我来简单的扒一扒。

　　三省并不是一起设立的部门，最先设立的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尚书台，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末年皇权旁落的现象，又为了限制“三公”（汉代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而让尚书台总览行政大权，《后汉书·百官》记载：

　　伴随着三公的衰落是尚书台的崛起，尚书台作为最高行政中心，集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于一体，尚书台下辖的六部（彼时还称呼为六曹，即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又分管不同政务。

　　从总体来看，尚书台既有议事权、又有纠察权，既出诏令，又出政令，虽然钳制了三公，但是权力却无疑过大。不过相应的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的官阶却遭到了削弱，便于皇帝替换人选，从这一点来看君权无疑得到了加强。

　　机构的权力虽然大了，但是皇帝却把任免行政长官的权力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明朝的内阁制度尽管有议事权，但是决策权却在皇帝手中。所以哪怕嘉靖和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也不必担心朝政废弛，他们但凡只要对政事上一点心。

　　哪怕躺在自己的龙床上，他照样能够处理天下大事，而他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在内阁成员给出的处理意见上给一个是或否的决策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看出，明朝的内阁制度非但没有分权给大臣，反而把皇帝的权力大大加强了。

　　在魏晋时期，有感于尚书台权力过大，因此增设中书省（汉代中书令的演变），将尚书省中的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剥离出来，而门下省属于宫廷内侍从官的机构，将尚书省中的诏令之权剥离，如此一来，尚书省就只能执行上级诏令，向自己下辖的六部下达上级政令。从而成为执法部门。

　　三省六部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因此逐渐合并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其中的中书省负责决策政令，门下省负责审批决议，交由皇帝决策，再由尚书省来贯彻执行。这一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后，在唐朝逐渐形成制度。

　　但为了防止三省长官独揽朝政，皇帝并不常设长官之职，“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百官志》）”，因此产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替代宰相的官职。由此，也完成了三省以中书省为中心的行政机构制度，“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新唐书·百官志》）”。

　　三省六部的机构化让丞相的权力大大降低，将丞相手中的权力进行分化而治，使得君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宰相既然没有了很大的实际权力。皇帝又经常选派一些官阶低下的官员担任宰相之职，使得相权被控制在皇帝手中。

　　所以，三省六部制的发展看似在调整权力的分配，其目的归根结底是专制主义时代皇帝为了便于自己更加牢固的掌控权力而做的尝试和调整。因此到了宋代以后，三省六部又形同虚设，在宋代官制改革下，君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及至明朝时虽有内阁议事，但皇帝拥有最后的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所以其内阁也等于形同虚设，这就是为什么嘉靖、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但依然把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的缘故。这也是三省六部制和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

　　三权分立是指把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剥离开来，使其相互独立，互不统辖，这一点只有美国较为严格的执行了。而在其他君主国家大多采用的是议会制，而与美国的******制不同的是，议会制下行政权和立法权并不剥离，都集中于议会制中，而议会中谁占据多数席位，那么也就称为执政党。

　　然而不管是******制还是议会制，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独裁者或王权过大的现象，而不管是“三省六部制”还是“三权分立”其本质上都是对权力资源的恰当分配和调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对于权力的思考就已经成为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潮流。

　　在自己的著作《政治学·卷四政体的种类》中，亚里士多德首次把国家权力划分为议事权、行政权和审判权，即“政体三要素”，并认为防止国家动乱的根本在于对权力的调配和转移。在此基础上，英国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论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中详细阐述并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当然，由于洛克是以“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洛克更进一步的提出“立法权”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可以不必常设立法机关：

　　立法机关没有经常存在的必要，而且经常存在也是不方便的。但执行机关经常存在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并不经常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而执行所制定的法律却是经常绝对必要的—《政府论·论国家的立法权》

　　洛克关于对“三权分立”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尚还没有完成现代“三权分立”的建设，但他无疑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调配和转移国家权力”的思想。直到孟德斯鸠的出现，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认为世界存在着先天的“自然法（即普遍的客观规律）”，而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才有了人为法。

　　这一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般的法中》有详细的介绍，在继续阐述洛克的“分权说”的基础上，孟德斯鸠继续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对权力性质的划分也变成了立法权（议会制度）、行政权（政府）、司法权（法院）。

　　“三权分立”的核心思想是是对政体架构和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孕育了三权独立而治，又相互制约，从而形成良好的权力生态系统，防止独裁者的诞生。譬如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美国陷入政府关门危机，实际上这就是三权分立的结果。

　　同时也显现出它的弊端，当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政令就会无法进行推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相互掣肘也阻碍了行政部门的效率。

　　美国政府作为行政部分，它拥有制定和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这一权力，即当政府提出某一方案时，需要经过国会的讨论后，经由国会行使立法权才能通过。同样，除了立法权，美国国会还拥有财政拨款权，所以当美国政府把年度财政预算花光时，就需要向国会申请拨款。

　　但如果国会觉得政府花钱缺乏理性，那么就会拒绝拨款，政府没有钱发工资，自然就陷入了停摆。从一方面来说，“三权分立”有效的防止了权力被滥用，被专权的现象发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权力的分化常常也会导致双方意见不合时，导致事情悬而不决，降低了行政效率。

　　三省六部和三权分立的最大差异就是：三省六部是分化下级机构的行政权力，但却集中了君主的权力，所以中国古代王朝的历代官制改革都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拥有“一言九鼎”之权势的君主专制国家。

　　为了把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中国古代王朝的皇帝绞尽脑汁的尝试削弱下级官署和机构的权力，从而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所以，三省六部的本质上是为了加强君权，从分封制的废除到郡县制的建立，从三省六部到宋代的官制改革，再到明清两朝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和军机处，实际上这种种的举措都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

　　经过数千年的摸索和斗争，在明清两朝君主集权达到了巅峰，嘉靖和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也不必担心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因为军政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内阁只有议事权，但没有决策权，包括官员人事的任免也掌握在皇帝手中。

　　所以在万历皇帝一朝时竟然出现了“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明神宗实录》）”的官员严重空缺的现象，但这依然不影响万历皇帝把权力紧紧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反观“三权分立”的诞生，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同样是近两千年的斗争，但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却一直试图削弱和分化王权以及独裁者统治，但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大一统”观点除了谋求领土上的统一外，还试图建立一个从下而上的统一等级制度。

　　即所谓“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孔子的“礼乐征伐天子出”，再到孟子的“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又有管仲的“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以及墨子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结合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发展情况来看，皇帝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句话。不管下面的行政机构如何改革，皇帝至尊无上的权力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我们也会发现，中国古代王朝一直都秉承各种学说鼓吹君主至上的价值观念，我想正是这种“大一统”的文化思想决定了为什么古代王朝没有像西方世界一样走上“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道路，而是一代又一代费尽心思的加强君主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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