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群體每年“消失”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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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03-11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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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以來，村醫都在農村醫療救治的第一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正逐漸被削弱。據國家衛健委披露的數據，近年來，中國的村醫群體正以每年5萬人左右的數量不斷縮減。

　　“近些年，村醫流失嚴重，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待遇不好。”河南省某鄉村村醫陳晖（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早在1993年，陳晖就成了當地的一名村醫，至今他仍是這個村子唯一的醫生。近30年的村醫職業經曆，讓他感觸最深的變化是，村醫越來越難了。“本身待遇就不高，‘半醫半農’的身份也很尴尬，還要承擔一定的安全風險，因此人員‘斷層’很嚴重。”

　　村醫的相關問題一直是曆屆兩會的熱議話題，今年也不例外。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兩會期間，已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此發聲，紛紛呼籲完善村醫的補貼機制、解決村醫養老難題、健全村醫在職培訓機制等。

　　2021年5月10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田市鎮柯思村，鄉村醫生柯森海在上門巡診，爲村民檢查身體。圖/中新

　　“過去的村醫大多是‘子承父業’，很多是祖祖輩輩都從事這份職業。”陳晖說，現在他認識的同行裏，基本沒有這種情況，年輕人都轉行了。很多村子僅有1-2名村醫，大都以四五十歲甚至更高齡的人群爲主，二三十歲的村醫很少。在離他不遠的一個將近5萬人口的小鎮上，下面有19個行政村，共有二十多名村醫，其中僅3-4名在40歲以下。

　　2021年7月13日，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20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底，全國50.9萬個行政村共設60.9萬個村衛生室，相較上一年減少了7000個，相較3年前（2016年）則整整減少了3萬個；平均每個村子衛生室人員數不足3人。

　　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2016年至2020年期間，鄉村醫生的數量持續下滑，這5年時間，從2016年的93.3萬人下滑至2020年的74.7萬人，減少18.6萬人，其中2018年相較上一年大幅減少5.6萬人，創下近幾年的下降峰值。

　　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曾對村醫人數銳減做過調研。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村醫老齡化現象較爲普遍，40歲以上的鄉村醫生占了大多數，還有不少60歲以上的，每年都有村醫因年齡原因退出工作；此外，由于待遇低、無編制、養老退休缺乏保障，使得一些年富力強的村醫流失。

　　現在的村醫大多以公衛服務爲主，給村民看病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整理門診病例和藥品記錄、健康宣教、各種慢性疾病管理、每個月對貧困戶進行家訪（測量血壓、血糖等指標）……這些也都在村醫的工作範圍之內。做了這麽多年村醫，陳晖基本上是24小時連軸轉，無論多晚，只要有人來看病，都要及時接診。

　　與此同時，村醫工作強度大且考核要求高，基本沒有抗醫療風險的能力，加上社會上普遍認爲村醫無前途，年輕的大中專醫學院校畢業生不願意進入村衛生室工作。

　　據報道，2020年5月18日，甘肅省衛健委在官網公示了一份2015年至2019年期間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的違約名單。在這份名單中，5年間共有251名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違約，占總違約人數65%。

　　河南省通許縣、黑龍江省依蘭縣等地都曾曝出過村醫集體辭職事件。2019年，河南朱砂鎮36名村醫因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貼遲遲未能發放，發出一封集體辭職信，這次“集體辭職”幾乎涉及了朱砂鎮下轄的所有村，該事件一度引發廣泛的輿論關注和媒體報道。其實擴大範圍來看，在村醫每年平均5萬人的流失數量背後，這只是一個縮影。

　　在醫改以前，村衛生室的藥品采購由村醫自己做主，根據村裏患者的使用情況，采購藥品的範圍廣、品種多，醫生的主要經濟來源除了服務費，藥品差價獲得收入是村醫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政策推行後，村衛生室只能使用國家基本藥物，村醫因爲在醫療體系中級別低，只能開少量的簡單用藥，無法再靠藥品加成作爲收入來源。

　　目前村醫收入主要來自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資金補助、藥品零差價銷售後的基本藥品補助、村衛生室建設補助等。數據顯示，大部分村醫的年收入在2萬元左右，還有部分村醫月收入僅有400元，一年不到5000元。很多地方的村醫沒有基本工資或定額補助，只能依靠公衛經費、基藥補助、診療費和務農來維持生計。

　　陳晖每個月收到的補貼費用會根據治病的人數有所變化，並不固定。“因爲這些補助費用不足以支撐家庭生活開支，很多村醫都是‘半醫半農’，家裏種了幾畝地，出不了門，也就一直做下去了。剛畢業的年輕人不一定能養活得了一家人，這就導致更多的年輕人踏出這個行業。”他說。

　　“以前大部分的村醫是賺錢的，如今全國大約60%的村醫都達不到‘有錢可賺，有飯可吃’的水平，形勢非常嚴峻。”醫藥專家史立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實行零差價售藥後，村醫的收入驟降，各項補貼也不能及時發放到位，兩三個月、1年甚至2年拿不到工資，並不是新鮮事。

　　嚴格執行基藥目錄，也催生了另一個問題——很多地方出現“少藥”現象。耿福能在調研中發現，基藥藥品數量少、質量參差不齊、藥品價格異常變動導致村醫用藥過于局限，很多村醫的設備還局限于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這“老三樣”，往往導致誤診漏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鄉村醫生執業存在專業能力欠缺、基本醫療設施配備缺失等在內的多個問題。2013年出台的《關于進一步完善鄉村醫生養老政策提高鄉村醫生待遇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嚴格醫生依法進行鄉村醫生的准入管理，鄉村醫生必須具備執業證書或執業（助理）醫師證書，並在衛生行政部門注冊獲得相關執業許可。

　　這意味著，如果村醫不考證將會被淘汰。陳晖說，他認識的一名60多歲村醫仍在學習，准備參加鄉村全科醫師考試。像他這樣早在1992年就拿到鄉村醫師證的一批人，也需要重新統一考試。

　　“提升村醫的專業技術能力非常必要。”史立臣說，目前村醫整體的診療能力十分有限，對于醫療行業的前沿動態和重大醫療技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遇到一些重大疾病，村醫基本上是讓病人直接到縣級、市級醫院診治。

　　不過，培訓也並不總是那麽行之有效。一些村醫表示，有的培訓方爲了應付差事而草率爲之，臨床實用技術少，對村醫診療幫助不大，導致村醫不願意參加培訓。

　　數據顯示，2018年國內具有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者占比僅26.4%，在西部僅19.5%，許多偏遠貧困地區很少有取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的村醫。耿福能在調研中發現，鄉村醫生隊伍廣泛存在學曆較低，專業知識技能水平較低、技能配置不能滿足臨床所需的情況。

　　“因爲受限于地域差異和醫療資源等客觀因素，村醫更多的是在一些常見病上發揮力量，例如指導高血壓患者用藥、腸炎、腹瀉、腰腿疼痛等。”陳晖說。

　　今年50多歲的陳晖到65歲才能退休，退休後每月可以領取300元（國家最低生活標准）的補貼費用，一年下來才3600元。這對于需要養家糊口的村醫來說，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現在需要讓大批的村醫先活下去，但現狀是在很多農村地區，連最基本的補貼工資都保證不了。”史立臣說。

　　2020年，史立臣曾與一名西北地區的村醫交流，這名村醫當時表示，不奢望能保證每個月的工資，1年的工資到頭來能發下來就不錯了，養活一家人都費勁。後來這名村醫從村醫群體中退出，自己開了私人診所。“這種情況並非個例。”他說。

　　去年11月10日，中國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的吳華章等人發布過一項《我國鄉村醫生流失現狀研究》的研究。這項對全國6省（江蘇、福建、吉林、江西、陝西、雲南）12縣的村醫隊伍現狀進行調研，每個省按經濟發展水平高低選取2個縣，一共調查了12個縣。

　　在2554名在崗村醫中，有離職意願的共計1541人，占比60.3%，收入滿意度是影響其離職意願的重要因素。收入低、醫患關系緊張、工作強度大則是導致離職的主要原因。另外，調查地區近5年村醫流失499人，流失率爲10.7%，且流出的村醫中超過60%的人有初級及以上職稱。

　　“政府村醫管理政策體系的不完善是村醫流失的根本原因。”研究人員指出，村衛生室既不能成爲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衛生事業單位，也不能簡單劃爲個體戶。村衛生室下面的村醫雖然負責整個村的醫療衛生服務，但政策上仍將其置于體制外，對其的勞務補償也采用“補助”而非“工資”的形式發放，醫保、養老等保障也由于無單位挂靠只能參照普通農民身份參保。這些都是導致村醫對其待遇不滿進而辭職的原因。

　　“如果村醫的問題得不到有效保障和解決，直接傷害的將是整個農業人口的醫療保障問題。”在史立臣看來，中國基層醫療的“底盤”非常大，遠超城市三甲醫院的體量。從這個層面看，村醫的存在對基層醫療的意義和價值很大。

　　史立臣認爲，應該進一步明確村醫的工作是什麽，很多形式性的事務不應該被列爲其工作事項，例如去各家各戶一一登記填表等，這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有效時間。他建議，國家或地方醫保局可以統籌整個村醫群體的收入狀態，統一發工資，讓這些村醫自負盈虧。此外，可以考慮逐步取消對基藥目錄和藥品零差價的限制，這樣才有利于盤活整個鄉村醫療。

　　耿福能也呼籲，國家相關部門應明確鄉村醫生身份，讓村醫走出“半醫半農”的尴尬境地；將取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的鄉村醫生納入鄉鎮衛生院編制統一管理。提高村醫基本工資待遇，從而吸引醫學院校的畢業生進入村衛生室工作，爲農村基層衛生事業注入新鮮血液，牢固農村基層衛生網“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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