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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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08-18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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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进一步推动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入与繁荣？”“后疫情时代中非产业合作机遇与挑战在哪里？”2020年9月19日，由湖南大学和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主办，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承办的首届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在长沙召开。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机关人员、企业家汇聚一堂，围绕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与碰撞，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贡献智慧和方案。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指出，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应当利用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一国家级战略平台促进中非经贸合作与交流，推进中非和“湘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不仅当下可为，而且未来可期。他建议，未来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一是要与时俱进，结合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紧扣中非经贸合作的特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非智慧”。二是要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充分研究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设的金融、海关、税收、物流系列政策，为中非加强战略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言献策。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卫教授就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的构成和战略定位展开主旨演讲。他认为，虽然近年来中非合作展开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中非智库发展还存在与现实需求衔接不够，与政府决策层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依托湖南大学，吸纳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将围绕中非经贸合作的难点、痛点等重大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为政府做出部署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希望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能汇集企业、高校、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务实研究，共同为新时代中非经贸发展贡献智慧。

　　湖南省商务厅副厅长、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心球高度强调中非经贸合作的意义，认为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加速变化，非洲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新兴市场之一，世界竞技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彰显。李心球指出，未来中非经贸合作研究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注重建设一批国际化、市场化平台，让国内企业参与度快速提高，加快建设对非合作物流中心和对非航线；其次，结合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学习国家高端智库先进经验，加强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的相关研究，如金融、海关、税收等政策；最后，积极整合力量，汇聚中非智库资源，为加强中非经贸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合力。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项目”中国代表处首席专家金旭指出，2020年中非在疫情、投资、援助、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抗击疫情方面，中非联合抗疫，加强中医药与合作医药的合作；投资方面，在37个非洲国家投资54亿美元，对非投资增长超过44.4%；援助方面，中国企业捐献大量防疫用品，免除无息贷款，为非洲疫情下的发展提供支撑。金旭提出，未来要利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个合作平台，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强化产能合作抓手；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技术战略支持，加强基础建设合作，营造有利于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营商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协调推进国内自贸区建设为主题展开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存在企业投资服务体系不完善、侧重于新建项目与企业，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思路太重产业发展、严重缺乏国际化精英人才等问题。裴长洪认为，未来要在七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国内自贸区建设：一是提升自贸区产业地位，塑造新的国际产业链；二是利用好自贸区进入国内大市场的桥头堡作用；三是重视中欧班列的连接作用；四是加强海外重点园区与国内自贸区的联系；五是重视资产增值投资；六是重视金融监管改革；七是创新智力支持。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蓝军认为中非经贸合作在实践上应实行“一乡一品”促进计划，通过努力挖掘地域特色，形成极具地域辨识度的产品品牌和主导产业。蓝军指出，“一乡一品”促进计划落地非洲，政府更多的是提供政策性支持，企业应更多参与进来。硬件扎实、软件健全、渠道通畅是拉动“一乡一品”的“三驾马车”。硬件上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进一步向广东和浙江学习先进经验；软件上要汇集全国众多高校和学术机构的知识能量，组建专业团队、搭建专业平台，构建专业标准；渠道上要进一步畅通，打造好产品、好品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刘鸿武教授作了题为“推进中国非洲学和非洲中国学的双向共建共享”的主旨演讲。刘鸿武认为，在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中，大学要用学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要继承经国济世中华学术传统，以学科建设为本体、以智库服务为功用、以媒体传播为手段、以扎根非洲为前提、以中非合作为路径。刘鸿武认为，中非现代发展必经的四步为民族独立与主权获得、国家建构与政府成长、社会融合与民族聚合、经济增长与现代发展，要想构造中国的非洲知识体系，一要有海纳百川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二要有自尊自立的自主性与原创性，三要有规范严谨的系统性与专业性。

　　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中心主任姚桂梅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把双刃剑，对中非经贸合作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国企产生了较大冲击，在非洲对基础设施项目出现了坏账，中非贸易伙伴信用关系不稳定，中非投资流量下降，对非投资风险趋升；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唤醒了新的投资领域，如数字经济、城镇建设，非洲自贸区建设在疫情后将会很快建设，也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平台与支点。姚桂梅认为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应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做到“一国一策”，与国家领导深入沟通；以投资带动产业发展、贸易，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抓住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提高竞争力，规避风险。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志钦研究员作了题为“百年变局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对主旨演讲。史志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大变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不断加剧、和平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念带动国际经济格局重塑的挑战、各意识形态下国家阵营的不信任使得逆全球化趋势再次抬头、疫情下的国际关系变革带来的国际合作机制挑战更加严峻、疫情下引发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等等。史志钦指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形势发生的变化：一是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其资金融资；二是疫情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影响；三是逆全球化加剧“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与贸易畅通的难度；四是后疫情时代民心相通的不确定性增加；五是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和合作共同面对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葡语国家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成安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非洲经济增速将可能出现负增长；二是非洲对外贸易明显下滑，国际市场大众商品价格暴跌；三是非洲内部投资发力，基础设施投资压缩；四是非洲债务风险的快速上升，公共债务形势严峻；五是非洲民生危机严重。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机遇：一是非洲进口下降促进非洲本土产业发展，使其自身加快提升工业化水平，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二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新兴产业；三是非洲的经济一体化可能会进一步提速。王成安指出，未来要及时跟踪非洲疫情动态，抓住中非药品、医疗设施合作的新机遇，努力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计划。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荣林研究员指出，开展中非产能合作符合国家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中非产能合作不仅符合非洲的工业化需求，还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关于如何加强中非产能合作，李荣林提到了以下五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在中非产能合作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实现产能由中国向非洲国家的转移；二是加强中非贸易是中非产能合作的前提和政策保障；三是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产能合作的前提条件；五是对非援助与开发性金融是中非产能合作的资金保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教授认为传统援助以具备完善援助体系的西方国家为主，而如今新兴援助国和南南合作日渐兴起，成为援助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尚未建立完善的对外援助管理与协调体系。我国自1949年起开始提供对外援助，截止到2019年援助规模达到623.63亿美元。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要以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债务减免等为主。我国对外援助效果显著，对受援国而言，不仅推动民生改善，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自身而言，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中国的装备和产品走出去并使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大加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唐晓阳副教授认为当前非洲传统产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如基建停滞、消费疲软、旅游中断、农业危机，资源采掘大量减少等。传统产业“报复性”增长虽然存在可能性，但是机制各不相同。未来非新兴产业机会巨大，包括信息科技和医疗等方面。总之，未来中非产业合作机遇大于挑战，不仅与全球经济政治动态紧密相连，还将成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突破点。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秘书长肖皓教授认为，非洲非资源型产品丰富，扩大非洲非资源型产品进口是全面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关键环节和新的增长点，既有利于满足我国消费升级的需求，又有利于改善中非贸易条件，带动非洲当地发展，有助于实现双循环相互协调。肖皓指出，现阶段我国自非洲进口非资源型产品面临供给能力、市场准入监管、关税壁垒、物流成本、市场需求和支撑体系等诸多问题，并就上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提升非洲非资源型产品供给能力、降低非洲非资源型产品进口准入门槛、调整非洲非资源型产品进口关税政策、夯实对非物流通道、提升对非洲非资源型产品的认可度、统筹和整合对非经贸资源和创新中非经贸合作平台等。

　　此外，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杨宝荣研究员，湖南省财政厅外经处处长邓卫平，湘潭大学非洲经贸法律研究院院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洪永红，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中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基地执行主任文春晖教授，Kilimall创始人、长沙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涛等亦围绕中非合作在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供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肖皓、范子杰、徐航天）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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